原标题：长征时期党中央在甘肃召开的重要会议

　　位于哈达铺的红军干部会议旧址（关帝庙）

　　榜罗镇会议旧址

　　俄界会议旧址（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

　　甘肃是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之一。1935年9月，党中央接连在甘肃俄界、哈达铺和榜罗镇召开会议，同张国焘分裂主义和退却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坚持了北上抗日正确方针；成立以毛泽东为主要成员的军事指挥“五人团”，加强了党对红军的领导，统一了行动步调；两次改变前进方向，最终作出以陕甘根据地作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领导全国革命的大本营的正确抉择，对红军长征乃至中国革命取得最终胜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俄界会议

　　1935年6月18日，党中央率红一方面军到达四川懋功地区，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6月26日，党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强调两个方面军要统一指挥，集中于中革军委，确定了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并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据此，中革军委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准备乘国民党胡宗南部尚未完成集结之时，两个方面军协同作战，一举拿下松潘，打开北上甘南的通道。但红军总政委张国焘拖延北上行动，致使松潘战役计划因敌情变化而搁浅，红军各部队不得不改道自然条件极其恶劣的草地北上。为了争取张国焘北上，党中央先后召开沙窝会议和毛儿盖会议，重申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强调两个方面军团结的重要性和必须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倾向。张国焘拒不执行中央决定，反而要求全部主力南下。虽经中央一再电示，说服争取，张国焘仍坚持其错误观点，并企图威胁党中央。紧急情况下，党中央为了贯彻北上抗日战略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于9月10日凌晨率红一方面军第三军和军委直属纵队连夜北上，11日到达甘肃南部的俄界（今甘南州迭部县达拉乡高吉村），与先期到达的红一军会合。并再次电令张国焘立即北上，张国焘仍旧不听，径自率领部队南下川康边。俄界会议就是在这种特殊背景下召开的。

　　9月12日，党中央为了扭转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造成的严重局面，确定下一步行动方针，在俄界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等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会议。列席会议的有：叶剑英、蔡树藩、林伯渠、李维汉、李德、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朱瑞、罗瑞卿、袁国平、张纯青等。周恩来因病未能出席。张闻天主持会议，毛泽东作关于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的争论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主要内容有三方面：（一）关于红军今后的行动方针。（二）关于在哪里创建苏区问题。（三）关于对张国焘错误的处理问题。

　　与会同志对毛泽东的报告进行了认真讨论，张闻天、王稼祥等多名同志发言。会议认真分析了张国焘率军南下后党和红军面临的严峻形势，讨论了下一步红军向何处去的问题。认为北上是出路，南下是绝路。一致拥护北上战略方针，同意中央已经采取的措施及毛泽东提出的前往陕北、甘东北，到接近苏联的地区创建根据地，以便打通国际联系，获得援助的新战略方针。

　　会议批判了张国焘抗拒中央、搞分裂活动的严重错误，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出红四方面军领导者张国焘与中央绝大多数同志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原则的分歧。张国焘夸大了敌人的力量，轻视了自己的力量，主张以向中国西南边陲地区（川康藏边）退却的方针，代替向中国西北部前进、建立模范的抗日的苏维埃根据地的方针。分析了其错误的根源“除了对目前形势的机会主义估计外，就是他的军阀主义倾向”。“必须采取一切具体办法去纠正张国焘同志的严重错误”。号召红四方面军全体忠实于共产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同这种倾向作坚决斗争，以巩固党和红军的团结。出于团结和挽救干部的考虑，这个决定当时没有向全党公布。

　　会议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组成“五人团”，作为全军最高指挥机构。同意彭德怀关于缩小部队编制的建议，将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成立编制委员会，李德为主任，叶剑英、邓发、蔡树藩、李维汉为委员，负责部队的缩编工作。